1948 年，柏林墙还没竖起来，我的画室就在巴黎郊区的瓦朗蒂诺恩附近。
那时候我二十七岁，正在和毕加索在蒙马特高地对着梵高那张毁容的脸角翻来覆去。他说，今天又没画好。我说，我也认定，这人脸忒难画了。他一边喊“再画一画”，一边把画纸往我面前一推，手里还拿着那把从巴黎拿过来却如何也画焦的画笔。
那种熟悉的、刻在骨头里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不是美术馆里那种冷冰冰的空气，是工作室里混合着松香、松节油、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料味，混合着一种随时可能炸裂的躁动。我就连想，要是那是梵高，我是不是也能画出一幅《自画像》，画那种在工夫里疯长的感觉？ 毕加索那时候是个疯子，也是个天才。我总认定他脑子里装的东西比哪位都多，多到挤不进去，多到如何想如何散。他画人，画得像是从别的啥地方捡来的，粗糙、变形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真。有一次我想跟他探讨立体主义，他正拿着烟斗在角落里抽烟，烟雾缭绕中他抬起头，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意。他说：“立体主义不是把东西拆碎了，它是把东西打碎了然后重新粘起来，可是胶水是烧焦的。”这句话我一直记着，后来我才明白，这实际上是他在描述他的创作状态。他在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去重构现实，就像他在蒙马特高地那间破旧的画室里，把一堆画架、颜料桶和画纸像乐高积木一样搭起来，然后立马推倒，再搭，再倒。
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我是那个搭积木的，是不是也能把这个世界画成一种拼贴？要是我是毕加索，是不是也能让那些原本僵死的东西在画中活过来？ 画室里的日子一直过得飞快。早晨五点醒来，忒阳还没照进窗户，我已经得赶紧画了。中午 مشعل（火盆）烧着，那是我们只烤面包用的，但我也认定它有某种仪式感。下午三点，忒阳ampe（南风）一吹，我就该去阳台看风景，要么去隔壁房间看看圣萨蒂的钢琴声。晚上九点，天黑前，我务必回到画室。
那时候我画《亚维农的少女》，那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立体主义的方式画女人。我原本当作这玩意儿挺好办，就是画几条腿，画几个头，拼在一起就行。可结局呢？那些原本清楚的人脸，目前像是一团乱麻，像是一个个被撕开的小洞。我画了一只眼，画了一只鼻子，画了一只耳朵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逻辑，没有任何连接。我就在那里，对着那幅画发呆，认定这画仿佛在哪见过，又仿佛压根儿没画过。 那时候我认定，毕加索和我实际上挺像。我们都是那个在工夫里疯长的孩子，都在试图把世界打碎，然后重新粘贴。我们都在画那些看起来不真，但实际上却最真的东西。我画的那些女人，毕加索画的那些女人，它们并不试图还原现实，它们试图还原一种记忆，一种被工夫扭曲的记忆。它们不是照片，不是照片的翻版，它们是照片被撕碎后贴在墙上的布条，然后在墙上重新粘成的。
这种粘合力，这种粗糙的、不完美的、就连有时候看起来令人作呕的粘合，正是它们存有的理由。 记得有一次，我画了一个女人，她穿着夸张的衣服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脸上长满了痘痘。毕加索拿过画纸，看了半天，然后突然笑了。他说：“这画得真好。”我当时就愣住了。我差点不敢承认，出于我认定这画忒丑了，彻底不符合立体主义的美学标准。但这画里的眼神，却有一种穿透力的悲伤。它不只是是一个女人的脸，它是整个世界的缩影，是动荡年代的缩影，是我们这群艺术家共同的命运。我们在画室里互相啃奶酪，互相吹嘘自己的作品，互相嘲笑对方的无聊。
有时候我们确实只为了画画，不是为了啥伟大的理念，只是为了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，.find a way（找条路），哪怕这路是歪扭的，哪怕这路是断裂的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毕加索的一生都在画画，他画了那么多，画了那么多，直到老死。但他从未暂停过画。他画过建筑，画过家具，画过鞋子，就连画过鞋子里的鞋。他仿佛确实认定，要是画了那么多，就说明他理解得还不够深。我有时候也会认定，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？他那些复杂的、破碎的、就连有点粗糙的作品，是不是在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你们在学啥？你们在画啥？”但我又能感觉到，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：别怕丑，别怕乱，只要你还想画，这个世界就还没死透。 目前回想起来，那间破旧的画室，那把烧焦的画笔，还有梵高那张毁容的脸，都成了我生命中最关键的风景。毕加索并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初学者，他把我当成一个伙伴，一个在同一个病床上挣扎的陌生人。他告诉我，艺术不一定要完美，艺术不一定要对，艺术就是要让你感觉，让你认定它在动，它在喘，它在呼吸。我画的那些女人，毕加索画的那些女人，它们可能都不完美，但它们都活着。它们都在画室里，在画纸上，在工夫里，在那些混乱的、不确定的、充满瑕疵的瞬间里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 后来我离开了巴黎，离开了蒙马特高地，离开了那个充满颜料味和烟味的小房间。
我去了其他地方，去了没有画架，没有画纸，就连没有画笔的地方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是不能丢掉的。毕加索和他的画室，还有那些被我画出来的女人，它们就像一颗颗种子，埋在了我的心里。甭管我走到哪儿，甭管我变成啥样子，只要我想起毕加索，想起他那句“再画一画”，我就知道，我还在画画。我还在用一种破碎的方式，去重新缝补这个世界。
哪怕这缝补是乱的，哪怕这线头扎破了手，没关系，只要缝补在进行着，这就充足真了。
这就是艺术，这就是生命，这就是在那个喧嚣的时代里，我们如何用最迟钝、最疯狂的方式，去对抗工夫的流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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