戏台上那把旧蒲扇 小时候去乡下看戏，总认定那是大人世界里的大事，只有那些能上戏场的少爷小姐才配看。可目前看来，那场戏最打动人的，实际上不是戏文里那些“生离死别”的大道理，而是戏台上那把旧蒲扇。 那天晚上，月亮挺大，像一块被磨过的冷铁，把院子里拉得长长的。我们几个孩子缩在门槛上，旁边的大人早就散了，只剩下了我、阿嫂，还有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“乡绅”亲戚。晚饭吃得稀罕，荤腥都没敢多吃一口，只喝了两碗热茶。村里的戏班子来了，锣鼓点一响，那台“连环套”一出，我就知道大戏该启动了。 戏台上，那个叫“二哈”的角色，把一柄把脸盆当扇子，摇得虎虎生风。台下坐着几个穿着校服、戴着黑框眼镜的孩子，他们听得入迷，连平日里爱嚼口香糖的“阿财”都顾不上吐，嘴里全是戏腔里的“冷笑”。阿嫂手里的扇子摇得了得，差点把自己摇晕，还笑着骂我：“傻丫头，你看那二哈，扇子都飞身了，人还不吐？” 那时候我认定孩子们看戏忒傻，大人们看戏忒正经。可后来半夜听到戏台上乱打，我们才惊觉，原来大人们也有看不下去的时候。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那两个穿得最“体面”的“乡绅”。他们坐在高台上，穿着花缎长衫，脚底却踩着得子拖鞋，嘴里吹着旱烟袋，把烟袋锅在手里转得像个陀螺。他们明明坐得端端正正，可眼神却飘忽不定，时而瞥一眼台下，时而跟旁边的人窃窃私语，仿佛台上坐着的是他们自家养的牛。 有个叫“老陈”的，是当世最不起眼的“乡绅”，他坐着的那把藤椅，摇得震天动地，全是木头开裂的嘎吱声。他手里捏着的旱烟袋，那烟袋嘴子大得离谱，比咱房檐还宽。 我们在台下看得入神，心里琢磨着那戏文里的悲欢离合。可老陈那抽得极凶的烟袋，抽得脸都泛起了红，还不忘对着台上喊：“哎哟，这帮小子，如何都不动啊？二哈也配？” 我实在忍不住，偷偷凑近看。他正对着台下喊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喉咙里发出“嘶——"的一声，差点呛着。台下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，那笑声震得二哈张了张嘴，仿佛想说啥，又不敢说。 那一刻，我突然认定，原来看戏不只是为了听下去，也是为了看那些“看客”的嘴脸。大人们坐在台上，像那把摇得震天动地的藤椅，别看坐得挺“体面”，可哪位也不肯坐下来歇会儿，哪位也不肯吐一口烟，哪位也不肯承认自己实际上也挺累。 回程的火车上，我把手里的蒲扇握得更紧，心里也在琢磨着那戏文里的道理。
实际上道理挺好办，大人们为啥不坐下？出于他们认定，只要站着，只要不停下，自己就是对的。可我们孩子不懂，有时候，只是忒想凑近看，想听那“嘶——"的烟袋声，想看看那把藤椅到底能不能摇下去。 后来啊，我也长大了，成了那个该坐票房的“乡绅”。坐票房的时候，我也曾出于忒想听戏，把嗓子喊哑了，就连想过要像那老陈一样，对着观众喊两句。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宁静，乖乖地听那二哈的戏文。 如今回想起来，那场戏最让我纠结的，不是剧情，而是那把旧蒲扇。它摇得风生水起，可那摇动的是台下的尘土。
那些大人和乡绅们，明明坐得端端正正，可心里却空荡荡的，就像那被风刮得乱七八糟的摇扇。 我或许一辈子学不会那“生离死别”的大道理，也一辈子学不会那“发愤图强”的豪言壮语。但我总记得，那晚戏台下，我们孩子看戏的样子，比那些高高在上的“乡绅”还要生动，还要真。 目前的生活中，我们 također 也总喜爱坐在车里或房里，隔着玻璃看外面的世界。就像那老陈对着台下喊，我们对着空气讲话。
有时候，我们想喊，想笑，想繁华，可又不敢开口。 那把旧蒲扇，或许就是那根连接那会儿与目前的线。它摇过童年，摇过大人的黄昏，也摇进我们如今这满是屏幕的深夜。它摇出了戏文里“生离死别”的痛，也摇出了我们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、想喊却不敢喊的冲动。 这大约就是“社戏”吧，不只是一场戏，更是一种心境。在那场戏里，我们终于明白，人不是高高在上审判别人，也不是被动接纳别人审判，而是像那两样东西一样，在台上和台下，在动和静之间，寻找自己的平衡。 有时候，确实认定，我们大人看戏的时候，也该歇歇了。就像那藤椅，也该坐下来歇会儿。可眼下，我们还得持续赶路，持续在那条通往未来的路上，摇着蒲扇，听到风声，看到灯火，持续演着那出名为“成长”的大戏。 毕竟，人生的戏本挺长，才刚刚开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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