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到法院，被人送进“法言法语”的牢笼里，那是一种贼真的痛。 刚入职时，身边的同事像刚学会步行的孩子，嘴里蹦出“管辖权异议”、“排他性管辖”、“法定代理”这些词，听得我头晕目眩，就连认定自己像个用词毛病的巨婴。
那是多么荒谬的画面啊，明明是在搞程序，嘴里却全是名词堆砌的疙瘩。我下意识地想反驳，却发现舌头在打结。
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这里不是学校，而是一群被训练成只会背条文、不敢变通的人的集体。他们当作掌握了这些死去的词汇，就等于掌握了生活的全体真相。可生活压根儿不是教科书，案件也不是只有几条标准路径可走。 记得第一次开庭，法官叫原告来庭，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，脑子一片混乱。开庭前，书记员让我熟悉一下卷宗，我把那些厚厚的纸堆在桌上，感觉比搬砖还累。打开第一页，发现全是密密麻麻的签字和日期，像是一个个被工夫钉死的钉子。我在心里默默数着：原告、被告、送达、开庭、庭审终止，整整六页。
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头顶上的天平，不是靠“正义”这个抽象概念晃悠的，而是靠这六行字冷冰冰地摆在那里。 最让我心寒的是那些“应当”和“能够”。法官在笔录里写成“应当先进行调解”，我当作这是鼓励，结局走到法庭上才发现，这是程序上的红线。
要是原告坚持要立案，法官就务必关门，哪怕法院还没 court 上过隔壁法院的案子，哪怕隔壁法院的法官明天早上也要来跟我“打招呼”，我都要把门关上。
那种被规则裹挟的感觉，比失恋更让人窒息。我们当作是在办案，实际上是在执行某种并不完美的行政指令。 我后来发现，大量案子跟我不一样。隔壁某地有个案子，原告是个穿西装的中年男子，就是嫌法官慢。
那法官心里大约在想：能不能再快一点？能不能把程序简化点？可人家不管这些，他只管“应当”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些被告是“应当”应诉，有些案件是“能够”适用简易程序，有些人是“应当”接纳财产保全，还有些情况是“能够”适用回避。
这些词背后，藏着法官对权力的谦抑和对规则的敬畏。他们不敢随意造次，怕一冲就错了，怕一旦例外，整个程序的基石就塌了。 记得有一次，我处理一个涉众理财类的案子。原告是个背着巨债的中年男人，为了追债把人逼到绝境。法院为了保障社会稳定，没法直接判决他负刑事责任。只能发个律师函，建议他向法院申请刑事立案。
那地方的人听了律师函，第二天我去法院门口，发现门口摆着横幅，上面写着“赞成法院建议，配合警方抓人”。
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有时候我们所谓的“执行难”，有时候并非执行机关不想执行，而是社会obutton 的张力忒大，法院的执行力，有时候只能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 我常在想，要是所有的法官都像我们这样，都能灵活变通，不畏惧程序，不恐惧例外，那我们的生活该多好。可现实是，我们只能守着那条死板的路走。
哪怕路略微窄了一点，只要不卡住，我们就得走那会儿。 那些条文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深知，赶明儿甭管走到哪儿，甭管遇到啥案子，都不能再用那些死板的词汇去套别人，也不能用别人的行为去套自己。路要自己走，心要自己安。 目前的我，间或会感到迷茫。
有时候看着判决书上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日期，认定有些无力。但每当夜深人静，看到窗外万家灯火，想起那些在法棍前努力行走的一般/平平人，我心里就涌起一股暖流。我们或许无法转变世界的运转逻辑，但起码能够守住自己手中的法槌，哪怕它不够完美，哪怕它一直有人“应当”地做错，也要守住那一点点规则的温度。 走过一段路，有时候回头看看，并不是为了找到那会儿的脚印，而是为了确认目前还在持续走。
这条路没有终点，也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每一步都是活着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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