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咖啡味刚散，窗外的鸟笼里，那只不知名的小鸟正无精打采地蹲在石板上。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在《朝花夕拾》里写的那只四眼兔，如今想来，竟认定有些讽刺。
那时的鲁迅，是在北京欧若拉女学院旁听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塾。四本四眼兔，那是他换衣服时最拿手的把戏，为了弄明白“四眼”到底指啥，他得在黑板上画个圈，圈画一个圆圈，再在里面画个椭圆，最终认定还是不够，得再画个方框。他是在跟一只兔子讨价还价，要它把眼变多两对，开个价，它不肯，还要看它身上有没有铜钱。 那时候的课堂，没有多媒体，没有 PPT，全是粉笔灰和黑板上的鬼画符。老师在讲台上挥动教鞭，描述着那只兔子被卖掉的场景，那画面好办得让人想笑，又让人心酸。他一边画一边讲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别看它最终卖到了英国，回到了英国，但它那双四眼兔，一辈子也变不回去。”这话听着好笑，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辛酸。 那时候的书店，也是有规矩的。鲁迅在书摊上找书，总爱挑一些旧书，出于旧书有味道。他买一本《中国新文学史》，翻开一看，全是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密密麻麻的墨迹，密密麻麻的空白。他挑了一页，又翻到下一页，翻页的声音在宁静的书店里格外清楚，像是某种倒计时。
那时候的谈资，除了书籍，就是那些老古董们。他们谈《狂人日记》，谈《阿 Q 正传》，谈《故乡》里那个回乡的汉子。他们聊得热火朝天，手上拿着的往往不是茶杯，而是茶壶。茶壶盖在嘴边一吹，香气四溢，那是他们交流世界的窗口。 后来，我读《朝花夕拾》，发现鲁迅笔下的那些旧事，如今看来竟有些刻薄。他写“长妈妈”捉人，写“藤野先生”送解剖图，写“阿长”买寿礼。
这些故事，原本是为了回忆，却是为了批判。他夹在散文集里，给旧事裹上了一层厚厚的讽刺皮囊。他强烈地批判着当时的封建礼教，批判着那些吃人的人。他写的每一个故事，都像是在给当时的社会开刀。 如今，看着那些平日的聊天记录，那些曾经的岁月静好，突然认定，鲁迅先生当年的那些“四眼兔”，大约早就被不知名的鸟儿叼走了吧。它们飞向了哪儿，连他也想不通。但他留下的碎片，就像散落在风中的花瓣，别看被吹散，却一辈子留在了心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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