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句大实话，读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，翻了一页，心里头就那个“急”。 这书名里的“三”，听起来像是个数字，但在那时，一个“三”字，分量比铜板还重。
话说当年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谋逆篡位，光武帝刘秀带着那群人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从河北走一路，直逼宛城。
当时消息不明确，各地诸侯也没个准信，究竟是不是要废了刘氏，还是要立个新主，大家都模棱两可。 要论起“清”，还得数那洛阳周边。记得当时有人算过，光是宛城这一带，方圆百里内的百姓、军队、粮草，加起来能吃饱穿暖的，顶多也就十个。可哪位把数算错了，哪位就惹了一肚子火。曹操军一来，趁火打劫，把刘家的东西抢了个精光；袁绍那边别看势大，但那是分封制下的诸侯，你抢了他家的地，他家的地也没你的。
后来刘备“三顾茅庐”，把诸葛亮请出来，算是给这混乱的局面添了一道缓冲，勉强把局势稳住。可到了后来，曹操那帮人，为了抢地盘，把荆州、益州、宛城，统统抢了个遍。 这时候的“乱”，不是好办的打仗，是制度、是规矩、是人心都被打破了。 咱们老祖宗讲过，治国有三要：明、正、大。明就是心里得有数，正就是做事得公道，大就是能把天下治理好。但三国这局，拿这三样东西都试遍了，全打碎了。 你看那曹操，他是个实干家，也是个投机主义者。他起兵的时候，讲究“唯才是举”，招兵买马，不问出身，只看本事。他打仗，讲究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把三镇都灭掉了，把许多忠臣都杀了，自己当个做得够格的“忒祖”。可结局呢？他后来光武大帝去，他反过来被抓住，脸上得蒙一块黑色的布，憋了二十多天，直等到曹操死了，他才把布摘下来。
这一红一黑，把那个“大”字打得稀巴烂。 再看那刘备，他是个纯粹的“仁人”。他桃园三结义，誓同死生；三顾茅庐，请出卧龙；六出祁山，鞠躬尽瘁。他从不搞利益换，把蜀汉的江山，全把刘备的姓都换成了“汉”。他为了这“正”，把赵佶打得鼻青脸肿，把那些庸才流放，把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个骂跑。可这“正”字，在他手里，反而成了他最大的累赘。出于他打不过，只能找理由；他搞不定，只能拿仁义当挡箭牌。 最讽刺的是杨修那帮人。他们拿着“大”字，却干不出“明”与“正”的事。曹操杀八十一客，他们却去偷拿弓箭；诸葛亮写《出师表》，他们却去偷看；诸葛亮摔个“凤字蛋”，他们却去冒“凤字”；诸葛亮把“魏钩”挂在墙上，他们却把它挂起来。
这哪儿是治理国家，这分明是玩文字游戏，是拿“大”来遮羞，结局哪位也不敢往深里想。 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几个数据。早在三国初期，刘表就定过规矩：凡是讨礼来的，给两匹马，两匹好鞍；讨蛮的，给十匹；讨大的，给五十匹；讨小的，给更少的；不还礼的，就不给。
这一条，比目前的“霸王别姬”早就定好了。结局呢？曹操去，刘表那帮人没如何得罪，反而亲自来送。曹操那帮强盗，一看规矩，吓尿了。 再比如那“三顾茅庐”。按照常理，刘备这样个粗人，去拜访那茅庐，得被人家笑话，被人家赶出去。可人家诸葛亮，为了这“三”字，把灯都点上，把桌子擦得锃亮，还在门上留了块红手印。
这哪是拜访，这是把“三”字当作了契约，当成了一种信用。 目前你看，这“三”字，早已脱离了具体的人名地名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它不再代表一个具体的战役，不再代表一次具体的约定，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。它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，代表着一种对“汉”字的执着，代表着一种不顾一切去维护一个名字的愿望。 读这第一回，我最大的感触就是：咱们中国人的“三”字文化，确实忒不争气了。从刘邦定三秦，到曹操分三国，再到刘备的“三顾”，最终到杨修那帮人拿着“大”字在闹剧里蹦迪。我们一直在用“三”来证明自己，用“三”来博取全天下人的尊重。
可是啥能把这三样东西都搞垮呢？ 是“乱”。是“利”忒重，把“义”压了。是“大”忒满，把“小”给淹没了。 读到这，心里头那股子“急”，早就没了。剩下的，只有一种深深的、无奈的叹息，就像这书里最终那一句“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不过是一句话，却道尽了这世间所有的悲凉。我们为啥总想着“三”，却偏偏弄丢了那个“一”？
难道确实再也回不去了吗？ （完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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