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老舍先生的老家，住着一位一般/平平的医生，名叫高士其。他没有啥显赫的头衔，也不像某些名人那样天天在台上演讲，招摇地喊着啥“人类是万物之灵”。他只是一个人，穿着旧布衣服，在药铺里，要么在私人的书斋里，跟那些病痛缠身的一般/平平人聊天。
那时候，世界是个大笼子，人跑不出去，只能把自己关在心里，要么关在病榻上。高士其呢，别看是个医生，但他更像是一个流浪的宣传员，用他瘦小的身躯，把灵魂撒进了各个角落。 故事里最让人动容的，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而是他对自己“不伟大”的坦然。别人问他：“您认定您伟大吗？”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伟大吗？我伟大吗？我不伟大。”这话听着傻气，可仔细琢磨，反倒透着一股子真。出于当一个人连自己的伟大都信不过，他就不可能去演那种高高在上的戏码了。高士其的伟大，恰恰就藏在这种“小人物”的平凡里。他不懂啥宏大的历史叙事，也不管啥未来的蓝图，他只知道手中的笔，能写多少字，就能救多少人命。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搬运工，把文字搬进病房，把知识送进学校，把温暖送进家庭。
这种平凡中的伟大，比任何光鲜亮丽的头衔都要耀眼。 他在书斋里写字的时候，常常写不完，写到日头落山，天都黑了，他才肯歇一歇。
有时候写一个字，就要写十几笔，大约三个小时，五个小时，就连拿笔都要累得双手发抖。别人问他：“您累吗？”他一直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累，就是没感觉。”这话真是令人费解。
实际上是他忒累，累到感觉不到累。出于每一次落笔，都是对生命的托举。他写那些关于抗战的回忆录，写的关于流浪汉的段子，写的关于一般/平平人的故事，每一个字都是血泪的结晶，每一行都是我辈的接力。他并不在乎读者喜不喜爱，也不在乎书卖得好不好，他只在乎，是不是有人出于看了他的字，心里的痛略微减轻了一点点，日子略微暖和了一点点。 那时候的媒体，似乎对他这种“慢”的处理方式并不适应。他们喜爱快节奏，喜爱瞬间的爆发，喜爱那种能一下子抓住眼球、麻利传播开来的东西。可高士其偏偏要让他们停下来，要他们去细细地读，去慢慢地想。他写故事，不是为了让人热血沸腾，为了让人反思；他讲道理，不是为了让人来气，为了让人深思。他像一个温和的长者，坐在角落里，跟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聊聊天，不急着发号施令，也不急着让他们认错。他懂得等待，懂得在合适的时机，把最锋利的那声，轻轻落在人心里。 我也常看那个他在书斋里写字的背影，那背影并不高大，就连有些佝偻。但他握着笔的手指头，却像有千斤重担压在肩头。每写一个字，他都像是在给这个世界添砖加瓦，哪怕这砖瓦看起来再不起眼。他告诉我，人生在世，能活多久并不关键，关键的是活过多少荒凉，活过多少痛苦，最终还能在某个黄昏，写下几行字，把这点点微光，照亮别人。他说：“一个有感觉的人，他比别人强。”这句话，听起来有点傻，可从小看着他成长，我倒是认定这句话里的道理，比啥“勤奋”、“努力”都要实在。 目前的日子里，我们仿佛变得忒快了。手机响了几声，我们就忘了对方的名字；看了一场电影，就忘了刚刚形成的事；聊了一个话题，就忘了未来要面对啥。我们似乎习惯了在瞬间里解决难题，习惯了在当下寻找刺激，却忘记了停下来，听听内心的声音，去读读那些旧书，去想想那些那会儿当作挺好办的事件。高士其，这位“不伟大”的老照片，正静静地躺在某处书架的顶层。他不需求回头，不需求证明，他只是一个一般/平平的老人，在做一个一般/平平的人该做的事——写字，读书，做人。 这个故事，实际上给所有在大城市里打拼的人，都上了一课。我们总当作只有登上顶峰，拥有大权，才能体现价值。可高士其告诉我们，价值往往藏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。是一个药铺里坚守的医生，是一个书斋里执着的老人，一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人。他们的伟大，不在于他们有多牛，而在于他们有多在乎。在乎每一个生命，在乎每一个可能的选择，在乎每一个细小的瞬间。 有时候，我们会庆幸自己能活到目前，能在这个时代拥有闲暇，能读读老书，能听听故事。可有时候，我们也会遗憾自己忒年轻了，忒浮躁了。高士其的故事，就是提醒我们要慢下来。慢下来，去感受文字的温度，去体会生命的重量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像他一样，哪怕只是好办地去写一点东西，去关心一点人，去坚持做一个“平凡”的人，本身就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。 他不需求被供奉，不需求被崇拜，也不需求被记住。
只要他还能握笔，能写字，只要他还能在某个深夜，写下一句话，哪怕是一句“我爱生命”，哪怕只是好办的“晚安”，这就充足了。
这就是高士其，一个不伟大却伟大的一般/平平人。他的故事，不需求忒多华丽的辞藻，不需求忒多激昂的口号，只需求我们愿意抬头看一看，愿意蹲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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