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朕眼里，那所谓的“昏君”赵高，实际上是个被野心撕得稀碎的执行工具，而非德行败坏的帝王。当李斯递上那把斩首利刃的那一刻，朕脚下踩的不是律法，而是某种名为“皇权”的粗糙铁器。李斯那句“法不阿贵”听着像圣谕，可若天子被捏在手里，法律不过是给这铁器开的一把尺子，量出来的只能是你想量的，而非天理。赵高抄写诏书时，指尖在朱砂上用力过猛，墨迹晕开，那是把“朕”这个字的尊严踩进了泥里，成了墨香里发臭的一角。可偏偏朕像这墨块，甭管被如何揉搓，好歹能熬成圆润的印，这圆滚滚的印，反倒让那把尖刀有了个落脚的支点。 可这规矩一旦立了，就再也改不回来。朕记得那夜，咸阳城灯影幢幢，赵高围在殿下，手里捧着那本僵硬的《读者甲乙》，每一页都被他翻得哗哗作响，像是要把这朝堂翻个底朝天。他指着第四章问朕：“陛下，若有人敢言，该当何罪？”朕低头看他那浑浊的眼，里面倒映着满朝文武惊恐的脸，还有那枚掉在地上、被故意推开的玉佩，上面还残留着李斯的血性。
那一刻朕突然明白，这天下运转的齿轮，早就被赵高咬死了。他不需求真才实学，只需求一个听话的人头，只要头被砍了，身后的那套齿轮就死得顺理成章。李斯递刀的时候，没多少诚意，只有一层皮囊，后面全是让朕来擦的灰尘。可朕擦不掉，擦不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层皮变成血痂，爬满了大殿的梁柱。 这算不算彻头彻尾的昏君？大约不算。昏君一般是那种脑子里空空如也，全靠别人填满的人，比如秦始皇，他一生也没读过啥书，全靠别人给他填得像个秦皇。赵高不同，他不是没脑子，他是把脑子卖了，换成了一把听话的刀。他整日里在办公室里对着空白的宣纸发呆，看着墨迹慢慢晕开，就像看着朕一步步走向深渊。他深知，一旦废了赵高，李斯这对老伙计不好使，那就务必动真格了，要逼出个真正的赵高来，要么干脆把李斯也办了。
这种算计，比啥仁义道德都冷清清，比啥忠义更难能可贵，出于它经得起推敲，经得起史书一笔勾销。 朕见过忒多的暴君，要么疯疯癫癫，要么装模作样。朕见过的赵高不一样，他是个精明的贼，也是个精明的贼。当他把“朕”这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时，他实际上是在暗示众生：这江山，是你给的，也是你走的。李斯递刀的时候，他没认定天塌了，他认定该谢天谢地，认定朕是个好皇帝，他干得漂亮。可此刻，朕才认定天塌了，塌到头顶上，把李斯这块石头也砸进了泥里。他指着那把刀说：“陛下，就杀这赵高，这天下就稳了。”他这话听着顺耳，可朕却笑了，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。
这笑声里有恨，也有痛，更有一种被看透的荒凉。 朝堂之上，赵高滔滔不绝，仿佛他能预知朕下一秒会说啥，能把朕的每一个念头都堵死。他教朕如何读诗，如何下棋，如何对答。可朕问他在哪儿教过朕这些？朕在宫里，朕在书房，朕在战场上，朕在每一个念头发出来的一瞬间，都在脑子里琢磨着如何杀他。他当作他是个教子，实际上他是个监工，在杀一个不知疲倦的监工。 后来，赵高被杀了，李斯也被杀了，这天下才算是真正恢复了清明。可朕依然记得，在那天的黄昏，当李斯举起刀的那一刻，朕心里的那根弦崩了。崩的不是那个昏君，崩的是那个试图把朕拉下神坛的人。他当作朕会像其他昏君一样，吓得跪地求饶。可朕没跪，朕就是如此个硬骨头，硬生生把刀架在了脖子上，硬生生把那份“僭越”的理直气壮撕成了碎片。 如今看来，赵高这人，或许是个悲剧英雄。他为了保住那把刀，把自己也送进了地狱。他不懂啥是真正的权力，他只知道权力是锋利的，只能用来砍东西。他砍掉了李斯，砍掉了法家，砍掉了朕自己，最终只剩下一堆腐烂的骨头。而朕，在刀光剑影中活了下来，活成了这天下最坚固的圆，圆得让人看了都发指，却又让人不敢轻易碰。 这大约就是灭法国计治昏君的真谛吧。
不是靠脑子，也不是靠仁义，而是靠一种对权力的清醒认知，还有一种对自我命运的清醒掌控。赵高当作他在演戏，实际上他在被戏演。他在演一个听话的臣子，演得惟妙惟肖；他在演一个昏君，演得入木三分。可当那双眼露出真的光芒时，那整个戏台子都散了架。他当作自己在操纵着朝局，实际上是被朝局牵着鼻子走。 想想当年那本僵硬的《读者甲乙》，墨迹晕开，像极了朕这一生被搅乱的心。李斯递刀的那一刻，那把刀重得像一座山，压得朕喘不过气。可朕没怕，也没躲，只是默默地在心里把那张脸画了又画，越画越熟悉。
突然间，朕认定这天下真有意思，这天下真有趣，有趣得让人想笑，更让人想哭。
这哭，是为了那个所谓的“昏君”；这笑，是为了那个试图把朕拉下神坛的野心家。 或许，朕这一生最大的感悟就是：有时候，最坚固的墙，也是最锋利的刀；而最智慧的统治者，往往也是最疯狂的共犯。赵高用脑子换了一把刀，这把刀最终砍碎了朕，也砍碎了这晚清旧梦。可即便如此，朕依然选择站立。出于在这权力的迷宫里，有些东西值得用命去守护，哪怕那是一把鲜血淋漓的利刃。
这血，流得悬梁勒骨也值得，流得横刀立马也值得。
这，大约就是灭法国计治昏君，留给朕最深刻的答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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